保护区管理对植被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当前全球自然栖息地不断丧失和退化的趋势下，保护区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持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至关重要。不过，我们通常关注保护区内保护的内容，而它们的许多益处和成本其实发生在边界之外，这些影响被称为“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涵盖社会、生态和经济多个领域，既包括水资源供给、授粉、害虫控制、森林再生、防洪防风暴、景观美化与土地增值以及旅游业收入等重要益处，也可能给周边居民带来人兽冲突加剧、病原体滋生以及资源获取受限等成本。

全球保护政策（如《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推动增加保护地面积的倡议）虽认识到保护区会带来地方和区域层面的收益与成本，但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溢出效应的重要性，它们在政策和立法中却大多被忽视。景观规划往往将景观简单划分为人类主导或自然系统，而实际上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是在人与自然的交界处局部产生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们日常获取的清洁空气、水、遮荫树木、花卉水果等自然带来的好处，很多都依赖于周边的保护区。

目前保护科学更多关注保护区内部的生态系统，对外部关注较少，导致景观规划者难以预测保护区何时会产生有益的溢出效应。即便是研究较多的生态溢出效应（如森林种子传播），也因缺乏标准化方法和综合框架，相关结果难以用于保护区规划。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分析了澳大利亚12513个陆地保护区（不含小型近海岛屿）的生态溢出效应，利用1988年和2020年（32年间的首尾年份）保护区内外的木本和草本植被数据。这里的植被溢出效应指：保护区外的植被与保护区内的植被相比，比预期更相似（正向溢出）或更不相似（负向溢出）。

研究发现，2020年在3063个可全面分析的保护区中，71%在0-5公里范围内对至少一种植被类型产生了效应量大于0.1的正向溢出效应，并预测在12513个候选保护区中，这一比例可能达到82%。溢出效应的数量随与保护区边界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且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会在不同植被类别中同时出现。

尤为重要的是，不同保护区管理类型对植被溢出效应的强度有显著影响。例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类别中，V类（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区）、II类（ wilderness 保护区）和IV类（栖息地/物种管理区）的正向溢出效应平均值最高，而Ia类（严格自然保护区）和III类（自然遗迹区）则最低。方差分析显示，保护区管理类型与局部环境变量（如降雨、土壤等）共同解释了14%的协方差，说明保护区的内部管理对周边区域有调节作用。此外，溢出效应强度还能通过管理措施、生物物理因素（如温度、海拔）等可测量变量的组合来预测。

这些发现表明，保护区内部的管理方式能可预测地影响周边植被的溢出效应，强调了将溢出效应明确纳入全球政策框架的潜力，并为支持保护区周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监测与核算方案提供了实证基础。未来进一步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管理类型如何影响溢出效应，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策略来增加保护区边界外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