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与政策真正“以公众为中心”的六种方法

当前社会面临诸多科技相关重大挑战，如人工智能治理、疫情应对和清洁能源转型，但公众却很少被纳入关键决策过程。尽管部分国家已建立公众参与科学政策的机制，但这类实践仍是例外而非惯例，主流沟通仍局限于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之间。数据显示，公众并未普遍失去对科学的信任；真正的问题在于参与渠道缺失、资源不足、制度缺位。文章指出，公众参与不仅能提升科研与政策的现实相关性（例如欧盟公民共同设定‘地平线2020’研究优先方向，更关注社区、健康与教育而非单纯技术突破），还能增强科学证据的可理解性与公信力（如英国合作开发通俗网站，澄清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生存率数据不可简单排名）。然而，目前多数资助方不强制要求参与式研究，高校缺乏专职社区联络人员，评审体系也不认可此类工作——因其耗时、费力且需跨领域协作能力（如平衡专业知识与公众话语权）。为此，作者建议：高校设立专项支持单元，资助方将公众参与设为项目全周期（从选题到成果传播）的默认要求并足额资助；政府应在科学咨询委员会中嵌入公民参与机制，如丹麦长期运行的共识会议、NASA采纳公众意见调整小行星防御任务等案例表明，早期、深度的公众商议能厘清政策应坚守的价值基础；同时要尊重非学术群体的知识（如菲律宾红树林修复融合科学家方案与当地海岸经验，并赋予社区长期管理权），尤其重视原住民等传统知识体系，这需要法律保障和实质性共治权，而非仅靠善意；科学家还需保持谦逊透明——公开方法、数据与不确定性，坦承自身价值取向（如更重预防原则还是更重减少监管），并主动寻找共同身份（如信仰、文化或邻里纽带）以促进对话，像美国BioLogos组织和波多黎各Ciencia Puerto Rico机构就通过文化适配方式，成功提升特定群体对进化论、疫苗接种和气候变化的理解与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