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新创公司想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

贺建奎随即遭到强烈反对。科学家称该技术过于新颖，不宜用于人类生殖，且DNA修改属于基因增强。中国政府以“非法行医”对其提起公诉，他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如今，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初创公司“曼哈顿基因组学”（Manhattan Genomics）正重新引发关于基因编辑婴儿的争议。该公司宣称的目标是通过在胚胎阶段修复有害突变，终结遗传疾病并减轻人类痛苦。公司已宣布一批“科学贡献者”，包括一位著名的体外受精医生、一位曾就职于复活灭绝物种公司“巨物生物科学”（Colossal Biosciences）的数据科学家，以及来自某大型灵长类研究中心的两位生殖生物学家。一位开创了利用三人DNA制造胚胎技术的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看到挑战时，我喜欢迎难而上。”联合创始人凯茜·铁（Cathy Tie）说。她曾是蒂尔研究员，18岁时辍学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Ranomics，一家基因组筛查服务公司。在铁看来，这一挑战是让人类胚胎编辑的理念在社会上更易被接受。

编辑人类胚胎的想法极具诱惑力，因为对生殖细胞的任何修改都是可遗传的。剪掉胚胎中导致疾病的突变，它也会从后代中消失。但基因编辑技术也可能产生非预期的“脱靶”效应。例如，误编辑了错误的基因，可能引发癌症。这些错误也会传递给未来的孩子。

尽管更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更为精准，但仍存在伦理问题需要应对。能够操纵人类胚胎DNA的前景引发了对新型优生学的担忧——有能力的父母可能会制造具有自选特征的“设计婴儿”。

铁表示，曼哈顿基因组学（最初于8月成立时名为“曼哈顿计划”）的目标是疾病修正，而非基因增强。与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秘密研发首枚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不同，铁称她的企业将公开透明地运营。“我们正在彻底改变医学，这项技术无疑非常强大。我认为这就是操纵原子 nucleus 与操纵细胞 nucleus 的共同点。”她说。

今年早些时候，铁与生物黑客乔西·扎伊纳（Josie Zayner）共同创办了另一家基因编辑初创公司“洛杉矶计划”。两人旨在通过胚胎层面的编辑制造发光兔子和其他奇特宠物。铁后来不再参与该公司，她离开后，公司更名为“胚胎公司”（Embryo Corporation）。

铁宣布成立曼哈顿基因组学之前，曾与中国的贺建奎有过一段备受关注的公开恋爱关系。今年5月，她发布了一张两人在疑似结婚庆典上的照片。然而，她告诉《连线》杂志，两人已分手，且从未合法结婚。她说，他们的关系纯粹是私人的，贺建奎并未参与她的新公司。（贺建奎也向《连线》杂志单独证实，他与铁已不在一起，且未参与曼哈顿基因组学。）

公司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是埃里奥娜·希索利（Eriona Hysolli），她此前是巨物生物科学的生物科学主管。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声称，通过编辑现代灰狼的胚胎，复活了已灭绝的恐狼。

曼哈顿基因组学的科学贡献者——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将比传统生物技术顾问承担更实际的工作——包括纽约的体外受精医生诺伯特·格莱歇尔（Norbert Gleicher）和数据科学家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特纳曾是巨物生物科学的基因组战略主管，在该公司他对基因编辑前后的胚胎进行测序，并分析脱靶效应。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HSU）俄勒冈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卡罗尔·汉纳（Carol Hanna）和乔恩·亨内博尔德（Jon Hennebold）提供灵长类胚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一位曾从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工作的科学家最初也在科学贡献者名单中，但《连线》杂志联系他时，他表示并未正式与该公司合作。

约翰·奎因（John Quain）为公司提供伦理咨询。奎因是一名科技作家，也是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生物伦理项目的研究员。他去年在一个哲学活动上发表了题为《划定生殖细胞系：为何应解除对人类可遗传基因工程的暂停令》的演讲。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生物学家舒赫拉特·米塔利波夫（Shoukhrat Mitalipov）正在为该公司的人类胚胎研究提供咨询。米塔利波夫以开发“三亲婴儿”技术而闻名，该技术包括取出人类卵子的细胞核并将其放入另一个卵子中。（米塔利波夫未回应《连线》杂志的采访请求。）

铁表示，公司发布基因组工程师职位后的24小时内，就收到了150多份来自合格科学家的申请，她认为这表明人们对人类胚胎编辑的兴趣日益浓厚。

她没有具体说明曼哈顿基因组学将首先针对哪些基因，但表示公司将专注于与疾病相关性最强、最容易干预的基因，例如导致亨廷顿舞蹈症、囊性纤维化和镰状细胞贫血的基因——这些被称为单基因疾病，因为它们是由单个基因突变引起的。

自2018年贺建奎的实验以来，科学家们已经改进了更新、更精准的CRISPR基因编辑形式，铁计划测试并比较这些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她说，公司将先在小鼠身上进行研究，然后转向猴子。人体试验仍需多年时间，且在美国可能面临监管障碍。一项国会附加条款禁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考虑涉及有意修改人类胚胎并用于妊娠的试验。

“我们显然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需要与FDA密切合作才能实现实际的临床应用。”格莱歇尔告诉《连线》杂志，“但我乐观地认为，对于精心选择的适应症，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是可以实现的。”

格莱歇尔认为，至少在初期，胚胎编辑可用于体外受精患者只有少数胚胎可供选择，且所有胚胎都患有单基因疾病的情况。年龄是影响体外受精患者产卵数量（进而影响胚胎数量）的主要因素，因此格莱歇尔说，年长患者可能尤其受益。“这确实是吸引我参与这个项目的原因。”他说。

格莱歇尔在纽约的诊所“人类生殖中心”服务大量40岁以上的患者。他说，他的患者经常问为什么还不能“改善”或“修复”胚胎。

特纳通过巨物生物科学的同事希索利参与了该公司，但他表示最初并不支持曼哈顿基因组学的愿景。“胚胎编辑引发了严重的伦理和科学问题。我同意参与是因为我希望看到这项工作——如果真的要推进的话——以透明的方式进行，接受独立监督，并专注于预防严重疾病。”他补充说，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将不再参与。

即使该公司能够证明胚胎编辑可以安全进行，其应用场景——至少在预防严重遗传性疾病方面——可能也很少。

“对于遗传性突变，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胚胎筛查而非胚胎编辑来解决。”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教授、心脏病专家基兰·穆苏努鲁（Kiran Musunuru）说，他正在开发基因编辑疗法。

体外受精中使用的一种名为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测试，可以评估胚胎是否患有特定的遗传性疾病，如囊性纤维化、镰状细胞病或泰萨克斯病。“极少数情况下，不可能有健康的胚胎，比如父母双方都患有囊性纤维化或镰状细胞病。”穆苏努鲁说。他表示，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捐赠的健康精子或卵子。

他还指出，许多遗传疾病是由非父母遗传的自发突变引起的。这些“新发”突变难以通过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检测到，穆苏努鲁说，在这种情况下，基因编辑治疗必须在胎儿阶段或出生后进行。穆苏努鲁曾参与为一名患有罕见且常致命的代谢疾病的婴儿开发定制CRISPR治疗方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治疗学教授、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科学主任费奥多尔·乌尔诺夫（Fyodor Urnov）表示，他担心对用于生殖目的的人类胚胎编辑的兴趣是由“准优生学”心态驱动的，而非真正修复遗传疾病的愿望。“为什么资金会投入到这方面？因为归根结底，有钱的人想‘改善’他们的孩子。”他说。

至少还有另一家公司Bootstrap Bio也在寻求人类胚胎编辑的资金。今年6月，Coinbase首席执行官、亿万富翁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在X平台上发帖称，他准备投资一家胚胎编辑公司。“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在美国建立这个领域的标志性公司了，以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解决未被满足的需求。”他写道。曼哈顿基因组学尚未披露其投资者或融资金额，但铁表示阿姆斯特朗并非投资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物伦理研究所所长杰弗里·卡恩（Jeffrey Kahn）表示，他担心可遗传基因编辑绕过了典型的学术研究路径，被科技初创公司接手。

“学术界的研究可能更慢或效率更低，但它需要机构监督和政府资金带来的限制。”他说。卡恩曾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担任由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召集的国际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旨在评估可遗传人类基因组编辑的潜在临床应用。在2020年9月发布的报告中，委员会建议，在科学家能够确定可以可靠地进行精确的基因组改变而不引入非预期变化之前，不应使用基因编辑的人类胚胎来孕育胎儿。

该委员会并未提议完全禁止人类胚胎编辑，而是建议谨慎、渐进地推进。报告称，各国在决定是否允许其使用之前，应进行广泛的社会对话。即便如此，该技术最初也应仅用于那些几乎没有机会拥有不遗传严重单基因疾病的亲生婴儿的夫妇——例如，父母一方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两个突变基因的极其罕见情况。人类每个基因有两个拷贝，父母各将一个拷贝传给孩子。由于亨廷顿舞蹈症只需一个突变基因拷贝即可致病，携带两个拷贝的父母会将疾病传给所有胚胎。

“我们撰写那份报告时，都认为这项研究将在学术环境中进行，因此规则适用。但当你身处初创公司这样的外部环境时，如何确保负责任地开展这项工作就变得更加重要。”卡恩说。

铁表示，公司计划遵循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

就在今年，再生医学联盟、国际细胞与基因治疗学会以及美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学会呼吁对可遗传基因编辑实施10年暂停令，警告称其“对于临床应用而言仍风险过高且伦理问题重重”。

铁坚持认为，人类胚胎编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她说，自8月宣布公司成立以来，数十个有遗传疾病家族史的人联系她表示支持。“尽管它不会立即用于临床，”她说，“但努力让监管机构认真评估它仍然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