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GDP——为什么现在就得找个新指标来衡量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设计初衷并非衡量社会福祉。它仅追踪市场交易，混淆成本与收益，还忽略了收入分配、家庭劳动与志愿工作的贡献以及社会环境的成本与效益。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当重建经济、增加生产和消费是首要任务时，GDP增长曾勉强可作为福祉的替代指标。然而，自约1950年（有人称之为人类世时代）起，生态限制、不平等加剧和社会凝聚力下降，制约了福祉的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减物质增长是可行的——科学可从以下方面提供帮助：如今，衡量和模拟真正重要的事物（而非仅市场交易）至关重要。目前已有一些进程在推进制定超越GDP的指标。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任命了一个高级别专家小组来制定此类指标，重点平衡福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维度。这一举措建立在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基础上：SDG17的目标19要求各国政府到2030年采用超越GDP的衡量标准。

然而进展依然缓慢。克服数十年来围绕GDP建立的结构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包括新西兰、苏格兰、威尔士和不丹在内的多个政府已尝试GDP替代方案1（另见go.nature.com/3ktuvhv）。其他国家也应效仿，但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攀登。

要让所有社会从狭隘关注GDP增长转向全面理解支撑福祉与繁荣的多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时空上相互作用，需要就另一种方法达成共识2。过去七十年，研究人员和机构提出了数百种GDP替代方案。矛盾的是，这种方案的激增反而巩固了GDP的特权地位，因为它给人一种印象：对于可持续且包容性的福祉意味着什么或如何衡量，几乎没有共识。事实上，这些方法在许多方面存在共识。

在此，我们确定了共识领域，并提出四条前进路径：普遍采纳可持续包容性福祉目标；确立评估该目标进展的公认指标；开发整合福祉驱动因素和动态的模型；解决强化不可持续行为的制度化社会“依赖”。

拥抱可持续包容性福祉：可持续包容性福祉的概念——涵盖所有人的福祉以及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福祉——正成为广受认可的总体政策目标，可为超越GDP的指标、模型和政策提供共同基础。

通过将自然生态系统和地球边界置于核心地位，这一概念承认人类繁荣依赖健康的生态系统。因此，通过限制经济的物质规模来尊重生态限制，是持久福祉的前提。它还要求人类社会防止对其他物种造成重大伤害，保护后代权利，并确保当今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资源、服务和参与式决策机会。

2009年，由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持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衡量报告》为超越GDP奠定了基础3。此后，包括联合国、欧盟委员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国际机构逐渐采纳了这一概念基础。全面的国际实施应随之而来；然而，这可能取决于更愿意接受的美国政府以及公民社会更强烈的需求。

就福祉指标达成共识：如果政策制定者和联合国等组织要将这些衡量标准纳入官方报告和预算流程，那么就评估可持续包容性福祉的方法达成一致至关重要。研究表明这是可能的。

尽管已提出200多种超越GDP的指标，但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指标往往用不同术语描述可持续包容性福祉的贡献因素4。例如，“健康”可能指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医疗保健、儿童福利或400多种变体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对每个指标组成部分的语义建模（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5。19个关键组成部分涵盖了大部分相似性（见“福祉组成部分”）。

福祉组成部分：这19个核心因素是大多数超越GDP指标所共有的5。

人类层面：生活满意度、健康、出生预期寿命、教育；

社会层面：犯罪率、公民参与、治理、收入平等、性别平等；

人造层面：住房、基础设施、经济安全、就业、人均消费、企业健康；

自然层面：自然资本、水质、空气质量、温室气体排放。

由联合国等国际召集机构牵头，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现在应确立一套约20个核心组成部分，作为国家统计报告和联合国框架的支柱。联合国高级别专家小组和正在更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已在推进这一议程。该专家小组致力于包容性进程，邀请所有利益相关者贡献意见。相关方应提交想法和见解，以帮助加强这一新兴的全球共识（见go.nature.com/4gcebvr）。本月，该专家小组启动了关于其进展的在线咨询，预计将于2026年上半年（即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期间）提交建议。之后，政府间进程将审议这些建议。

其他努力包括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2025年国民账户体系倡议，它们正在修订经济账户以纳入更多福祉组成部分。2024年《联合国未来公约》和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的建议，都呼吁制定补充GDP的进展衡量标准。但这些努力需要研究人员的帮助以及高级别专家小组的共识建议。

联合国还可在加强机构能力和确保稳定资金以支持定期编制国家估计数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公民科学、社交媒体分析和遥感技术的进步为降低成本和提高数据可靠性提供了机会。世界充斥着大数据，因此，将这些资源的一小部分用于衡量可持续包容性福祉，将增强全球监测和政策有效性。

开发超越GDP的动态模型：GDP之所以保持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它嵌入了支撑国民账户和政策分析的模型中。例如，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开发的投入产出模型6追踪各部门间的货币流动并将其纳入“最终需求”（即GDP）。

主流宏观经济模型也将增长置于政策评估的中心。例如，标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假设生产要素间具有高度替代性，意味着劳动力或技术可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自然资源。它们忽视环境限制，排除福祉、公平和生态完整性。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旨在最大化单一目标（GDP）的优化模型，而非为可持续包容性福祉所需的、针对多目标评估政策的模型。

我们需要新模型。这些模型必须是动态的、非线性的，并将经济表示为嵌入生物圈的社会子系统。此类模型必须能够将资源使用和污染与环境限制进行比较，并将社会成果与满足人类需求所需的阈值进行比较7。它们必须追踪存量（自然、人力、社会和人造资本）和流量（包括货币交易、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福利），并捕捉它们的相互作用，包括突破环境限制的反馈。植根于生态经济学领域的生态宏观经济模型是一种有前景的方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