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缺的是“真凭实据”——是时候补上了

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研究（如图）发现，植树计划并未增加森林冠层覆盖面积。图片来源：Pallava Bagla/Getty。
生物多样性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丧失，物种灭绝速度是人类出现前“自然灭绝速率”平均值的100至1000倍。人类活动是主要原因。尽管全球有数百项地方、区域及国际举措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物种与生态系统，但许多保护科学家担忧，诸如保护单个物种的干预措施或建立保护区的激励政策等，缺乏强有力的研究证据支持[1]。
“令我始终感到惊讶的是，尽管我们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却仍没有基于科学的答案来解答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生态学家桑德拉·迪亚斯（Sandra Díaz）表示。
本周，科学家们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年度会议。IPBES之于生物多样性，就如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之于气候变化——它是由全球研究人员组成的机构，应各国政府的请求提供权威的科学评估。如何提高政策制定中优质证据的可获得性和使用率虽不一定能成为头条新闻，但这需要成为IPBES（就像IPCC一样）的重要议程。
上个月，保护科学家和从业者在英国剑桥召开会议，讨论英国最大的保护组织之一“野生动物信托基金”所称的“证据紧急状况”。会议至少在两点上达成共识。首先，制定保护政策时所使用的证据质量需要提高。例如，在印度北部，数十年的植树计划并未增加森林冠层覆盖面积，原因是一开始就没有考虑清楚森林覆盖面积减少的根本原因[2]。
其次，学术界之外的人士很难找到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的证据。尤其是学术文献的组织方式，无法让这类使用者轻松找到其问题的答案。“科学文献中蕴含着海量信息，但大部分都难以获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学家沙希德·纳伊姆（Shahid Naeem）表示，他并未参加此次会议。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得益于一种受医学领域常见文献综述整合方法启发的解决方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剑桥大学的“保护证据计划”（Conservation Evidence）。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数百名研究人员，他们花了20年时间，浏览了18种语言的120多万篇研究论文，以识别测试保护干预措施影响的研究。该团队对符合条件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索引，结果可通过一个免费网站查询，用户可按关键词搜索（详见go.nature.com/4tgddxj）。在数千个案例中，有47项研究被用于评估“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向农民付费以改变其农业做法”这类计划的有效性。
另一项举措是“环境证据合作组织”（Collabo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vidence），它涉及加拿大、智利、法国、南非、瑞典和英国等国的机构网络。其成员发表证据综述，并支持其他希望自行开展综述的人。
剑桥大学的保护科学家威廉·萨瑟兰（William Sutherland）是“保护证据计划”的负责人，他表示其团队目前正部署人工智能，以提高该计划流程的速度和全面性。其目标是让用户能够通过专门设计的“保护聊天机器人”查询数据集，也就是说，实际问题将得到文字总结形式的回答，并提供证据来源链接。该数据集将不断更新，纳入新研究和撤回的研究，整个过程由人工监督。这一概念在去年发表的一篇预印本中有所描述[3]。
尽管这些项目无疑有诸多益处，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最主要的是，它们仅限于现有文献中的内容，而现有文献往往以高收入国家研究人员的研究为主导。团队成员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如何整合原住民知识来源，这为弥合这一差距提供了一种途径。
此外，当软件被问及文献不足以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时，该如何回应？聊天机器人的设计者表示，它会承认无法回答该问题。
迪亚斯指出，对于那些已知合适生物多样性干预措施的情况，对更好证据的渴望不应拖延行动。她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4]是毋庸置疑的：有害补贴、不当激励措施以及立法执行不力。“现有证据已大量指出从何处着手；缺乏的是基于这些证据采取行动的意愿。”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和企业正在资助旨在保护或可持续利用物种和生态系统并分享其效益的项目——但却不确切了解这些干预措施是否有效。与此同时，各国政府正急于促进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自然在维持这种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迫切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无效。IPBES是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科学家机构。其赞助国政府应要求它立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