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磁共振到减肥药：这些突破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保护基础研究

磁共振成像（MRI）是源于出于好奇心的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图片来源：Wladimir Bulgar/SPL

全球范围内，基础研究（主要旨在为知识本身而推进知识，不期望投资回报的研究）的预算正面临至少一代人以来未曾有过的压力。

在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今年终止了约1600项资助，总价值10亿美元，占其100亿美元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提议将其预算削减55%。与此同时，在欧盟，如果该集团实施一项错误的计划，将国防和安全研究纳入其“地平线欧洲”计划（该计划此前仅资助民用研究项目），那么科研经费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中国则逆势而行。上周，中国领导层宣布，在2026至2030年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将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但在其他地方，随着全球冲突和公共开支压力的增大，从澳大利亚到英国，我们听到资助者们认为，具有直接现实影响（理想情况下是经济影响）的研究比基础研究更可取。换句话说，基础研究虽好，但在困难时期是可有可无的。

本周《自然》杂志的一篇新闻特写提醒我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介绍了那些改变世界的“纯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或完全是为了获取知识，后来才发现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发现改善或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新冠疫情期间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用于识别细菌和病毒的PCR检测背后的基础科学——源于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微生物学家哈德森·弗里兹和托马斯·布洛克对温泉中细菌的研究。磁共振成像（MRI）源于对原子核基本物理性质的研究，而对有毒蜥蜴的研究在奥泽匹克（Ozempic）等模拟GLP-1激素的药物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平板电视的根源则在于从胡萝卜中分离出的化学物质的研究。这篇新闻特写列举了七个突出例子，但还有许多其他例子。

不可否认的是，总体而言，如今的研究资助环境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在20世纪，许多科学家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进行研究，无需申请如今研究体系（尤其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必不可少的大额资助。随着公共资金的增加，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的审查也更多了，他们也更希望看到某种形式的投资回报。

这是正确且恰当的：没人希望看到纳税人的钱被滥用。但改变世界的发现往往出人意料，它们建立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基础研究之上，这些研究拓展了我们对世界及其运行方式的认知。由于私营企业受短期回报需求的限制，它们很少能提供基础研究所需的那种持续、长期的资金——而基础研究能发现那些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事物。

所有政府都需要决定如何最好地使用公共资金。在研究领域，这需要与研究界合作，调整对不同领域的资金分配，削减某些领域的资金，增加其他领域的投入。但在做出这些决定之前，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基础科学不如其他类型的研究重要，二是基础科学没有长期影响。我们新闻特写中描述的这些发现及时且必要地提醒我们：资助决策不应忽视那些艰苦卓绝的长期研究，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是知识、进步乃至社会改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