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忽视“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

上月，英国科研界得知科研资助将迎来重大变革。英国国家科研资助机构——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已暂停医学、生物和物理科学领域的现有资助项目，其领导层正研究如何让未来的资助决策更紧密地契合政府目标。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免疫学家约翰·特雷戈宁在《世界观点》文章中指出，这对短期合同即将到期以及正准备申请或续签资助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严重且可能终结职业生涯的打击，“让研究戛然而止并非改进之道”。

英国的这一动态只是全球部分地区新兴趋势的最新体现：各国政府要求更多地参与决定资助哪些类型的研究。政府对公共科研资助的影响一直存在，资助与更广泛的国家优先事项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致也是必要的。尽管如此，各国政府应认识到，与以往相比加大对科研资助的干预可能带来的风险。尤其要注意，不应轻视好奇心驱动、研究人员主导的研究，这类研究在拓展人类知识、催生繁荣和福祉所依赖的创新方面有着良好记录。

英国政府承诺，UKRI的资助总额将从2026-27财年的约92亿英镑（125亿美元）增至2029-30财年的98亿英镑。与此同时，UKRI负责人伊恩·查普曼在一封公开信（详见go.nature.com/4rnhghn）中写道，研究资助方已收到“政府的明确指示”，要更好地将支出与“国家和社会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此举引发了研究人员的诸多疑问。例如，促进经济增长是英国政府的核心优先事项。是否会要求所有领域的研究人员都为这种增长做贡献，就像针对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UKRI的一部分）的资助获得者所提议的那样？

并非只有英国要求研究人员使其工作与政府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在美国，联邦政府试图削减资助，同时明确表示资助决策需反映其优先事项。这导致气候变化、女性健康研究以及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研究的资金被削减，美国的国际合作也有所缩减。此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7个研究所和中心之一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预计将降低对大流行防范和生物防御研究的优先级。

欧盟也未能幸免。随着许多欧盟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欧盟委员会计划打破长期惯例，将国防研究纳入全球最大的科学资助计划——“地平线欧洲”的下一轮主题。去年10月，意大利政府宣布计划重塑本国的科研资助体系。各国部长应抵制将该体系变得更加集中化的诱惑，欧盟各国政府也应避免加大对资助决策的参与。

这种做法对科学如何长期促进经济繁荣持短视观点。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可能带来科学家最初设计之外的创新。我们最近在一篇新闻特写（《自然》646, 1040–1043; 2025）中描述了几个这样的发现。聚合酶链式反应（一种快速复制数千份DNA片段的方法）源于对温泉中细菌的研究，如今已成为遗传学、医学等许多领域研究的必备工具。同样，现代医学的支柱——磁共振成像，也是对原子核基本物理性质研究的成果。

这类发现的路径往往不可预测，也不符合典型的资助周期长度。有趣的是，中国——其国家对科学的参与历史上比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更强——正在采取另一种做法：增加对基础研究的资助。

科学预算削减并不罕见，《自然》几十年的报道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过去几年中，一些国家的科研预算得到了保护，免受削减，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共识是，科研支出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政府对资助内容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并非巧合。他们完全有权决定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式，尤其是在资源稀缺时期。任何部门都无权随意使用人们辛勤工作所得的税收。当情况发生变化，在国家危机和紧急时期，优先事项理应重新评估。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没有干预研究人员决定特定资金池使用方式的政府，在发现、发明和创新方面获得了丰厚回报。通过为那些与政治优先事项不直接相关的研究留下足够空间来展现远见和智慧，永远都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