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更多人用上全球急需的关键矿物

2025年4月，中国收紧七种稀土元素出口许可，引发西方国家惯性反应：欧盟加速依据《关键原材料法案》发放开采许可；美国扩大《通胀削减法案》对国内精炼的补贴；由14国发起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吸纳更多产矿国加入。这些措施基于同一判断——矿产问题本质是地质与地理问题，解法就是增加开采、提升精炼、拓展供应地。但这一判断只对了一半：它忽略了当前真正的约束条件——知识产权（IP）。对重稀土、镓、锗、硅、锂和石墨等战略核心材料而言，供应链堵点早已不在矿山或精炼厂，而在于将原料转化为实用产品的核心技术专利。原料所有权与加工专利常分属不同主体，且常位于不同司法管辖区，尤其在贸易关系由竞争转向对抗的国家之间。例如，中、日、韩、美少数企业掌握着稀土氧化物磁分离、电池负极石墨加工、镍锰钴/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氮化镓晶体生长及半导体级硅提纯等关键工艺专利。这种高度集中的专利格局导致市场失灵——地理多元化无法解决。澳大利亚可全力开采重稀土，但若无磁分离专利授权，就造不出可用的永磁体；印尼可大量精炼镍，但缺乏正极化学专利，仍无法生产电池电芯。一座未获专利授权的精炼厂，产出的是本国既不能用、也无法卖的中间品。因此，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的“2030年前实现10%本土开采、40%本土加工”目标虽有必要，却不充分；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政府主导的“保险库计划”（Project Vault）、“矿产安全伙伴关系”，以及日韩的储备计划，均存在同样缺陷：财政投入巨大，却因缺专利而无法产出终端产品。这一困境根植于知识经济的本质——1962年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指出，技术知识是“部分公共品”：研发成本高，复制成本低；专利法通过限时独占权予以补偿。但副作用是：当生产必需的两种资产（如矿产+专利）分属不同法律体系下的不同主体时，市场自身无法有效整合它们，必须依靠制度干预。本文提出三项可立即落地的协同政策工具：第一，建立多边专利池。可借鉴2010年成立的“药品专利池”（Medicines Patent Pool）模式——该机构通过汇集多家药企专利，以中立管理方协调自愿许可，显著扩大了中低收入国家抗艾与结核药物可及性。类似地，关键矿产专利池可先吸纳日、韩、美、欧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实验室与企业所持工艺专利，向非主导司法辖区的精炼厂按明确条款（如价格、最终市场限制）开放授权。已有实践基础：2025年10月，美国REalloys公司与日本金属能源安全保障机构签署备忘录，推动日本磁材制造技术向北美工厂转移，用于国防、电动车及半导体领域。主要阻力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协调——历史上，成员间博弈失败常使专利池流产（如WHO新冠技术获取池因药企互不信任而无人贡献疫苗专利）。但博弈论可破解此困局：1953年谢普利（Shapley）提出的合作博弈框架（2012年获诺奖）提供数学上公平的成本/收益分配方法——按每个参与者对所有可能联盟的边际贡献值分配权益。该机制稳健：任何子集成员单方面退出都无法获利；池中高价值专利越多，退出代价越高，稳定性越强，从而形成“早参与→促更多参与”的良性循环。该方法已在肾脏交换匹配、电信频谱分配、基建成本分摊、住院医师匹配等领域成功应用，现亟需用于关键矿产IP治理，解决各方“不知如何共享收益”的顾虑。第二，以强制许可为可信威慑。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31条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进口依赖外国控制等条件下实施强制许可。2001年《多哈宣言》明确将艾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卫生危机纳入适用范围；2006年泰国即援引此条款，绕过默克公司依非韦伦专利，从印度进口仿制药，使额外2万名艾滋患者获治，迫使默克主动降价。尽管工业供应链安全面临同等结构性风险，但尚无类似澄清。若主要消费国联合发布类似《多哈宣言》的声明，明确将关键矿产严重依赖定义为可触发强制许可的“紧急状态”，即可为专利池谈判提供坚实后盾。主权国家可据此在国内法下直接签发强制许可，无需专利权人同意。此举须审慎设计触发条件与程序，但其存在本身就能赋予自愿专利池强大议价力——没有后盾，专利权人可坐享锁定市场红利；有了后盾，选择只剩两个：按谢普利规则公平参与，或面临由国家紧急法规决定的强制许可条款。这种不对称性可将僵局谈判转为务实合作。第三，政府以采购承诺撬动市场。各国政府是依赖关键矿产的尖端技术（国防装备、电动交通、电网储能、产业政策项目）最大买家。若要求供应商必须通过专利池获得技术授权，才能参与政府采购，便能实质性激励私营专利持有者自愿入池。这三策并非空想：每项均有成熟制度先例与扎实经济学支撑，唯缺政治意愿将其系统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