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成了“房产公司”，这对科研意味着什么？

本文探讨了当代大学日益突出的地产开发角色及其带来的多重影响。以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早期购入并高价出售员工公寓为例，说明高校如何将房地产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其116亿美元的庞大基金中，地产收益占显著比例。类似地，哈佛、哥伦比亚、牛津、剑桥等顶尖高校拥有数千公顷土地、大型商业物业甚至知名场馆（如伦敦O2体育馆），部分已成为所在城市最大私人地主。这种扩张源于多重动因：满足前沿科研对现代化设施的需求（如人工智能实验室无法在维多利亚老楼中开展）、提升国际排名、吸引生源与产业合作，以及历史积累（如美国《莫里尔赠地法案》划拨大量土地）。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高校享受免税待遇却占用城市公共资源，引发社区不满；英国多所大学在2010年代借低息贷款大举基建，如今面临债务高企、国际生源减少、新校区空置等困境，诺丁汉大学‘城堡草甸校区’即因招生不及预期而被迫裁员止损；澳大利亚高校也因疫情导致国际学生锐减、线上教学普及，暴露过度依赖地产收入的风险。专家指出，当大学越来越像开发商而非教育者，其核心使命便面临被稀释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