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科学重新回归政策制定

科学应当影响公共政策的理念正遭受严重攻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今年要求大幅削减资金，影响美国高校及主要科研机构，就是一个极端例证。但此前早有迹象显现。为何对科学的攻击成了常态？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反对疫苗和5G移动网络的人散布阴谋论，声称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是骗局，这些都表明科学证据在部分公众和政客中的地位已下降。这一趋势可能阻碍科学为改善民生做出贡献，例如今年8月宣布的美国mRNA疫苗研究资金将被大幅削减就是例子。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必须成为2026年研究人员和科学机构的首要任务。要重建选民和政治决策者对循证决策的支持，研究人员和高校需改变观念和风气。学者必须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并非不言而喻，公众对科学信任的削弱，部分责任在于科学家自身。在此，我们为科学界提出四项建议，为政策制定者提出一项建议。
“循证决策”虽被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谈论和倡导，但其涉及的过程和局限性仍被广泛误解。在公共政策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很少（如果有的话）是纯技术性的。人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常常冲突，科学研究也并非总能直接回答政客和官员必须应对的问题，比如如何降低犯罪率或应对疾病暴发。
二战后，尤其是在美国，随着战时科学和运筹学的成功，循证政策理念得到大力推进。1945年，工程师兼科学管理者万尼瓦尔·布什撰写的颇具影响力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将科学置于政府优先事项的核心。此后，大多数政策专业人士都被教导，良好的公共政策是对可靠证据基础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听起来那么简单。
政府在政策的时机、设计和实施方面的决策充满政治考量，这些政治选择往往会凌驾于科学之上——疫情期间这一事实暴露无遗。例如，上月英国新冠疫情调查总结称，科学建议对当时政府混乱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其网站上发布“‘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这一说法并非循证声明”，这是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政治凌驾科学的例子。
实际上，政策问题的“真相”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在疫情期间是否及何时实施封锁、是否强制转向电动汽车等高风险情境下，专家会真诚地争论，游说者则会恶意质疑。而且，往往并不容易判断哪种证据最重要。例如，通过提高化石燃料成本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能会对穷人不利并加剧不平等。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气候证据应如何合理权衡？仅靠科学无法解决这一困境。
许多政策制定者还自欺欺人地认为，通过使用定量工具评估选项就能做出客观决策。以成本效益分析为例，英国财政部《绿皮书》提供了评估政府项目是否物有所值的指导，通过建模预测多年的成本和收益，得出项目“净现值”来做政策选择。但这一数值基于有限数据，遗漏了很多因素，比如是否及如何纳入环境破坏成本和健康影响，或针对不同人群和后代的假设等价值判断。
设定目标是另一种让政策选择看似更客观的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典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大致遵循“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运作效率，通过为公共服务设定量化成果目标，如达到特定成绩的学生比例、治疗等待时间等。但这些目标往往适得其反，可能被操纵，不一定反映真正重要的内容。
这种深刻的两极分化在许多民主国家都很明显，导致“公共利益”这一对多数人有益的共同理解逐渐瓦解。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在能源或移民政策等问题上的价值观或信念分歧巨大，以至于旨在服务公共利益的政策引发广泛怀疑。
社会不平等也加剧了信任危机。1980年以来，美国至少拥有四年大学学位的人收入增长更高，与无学位者的工资差距从40%扩大到2000年的约75%。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上的健康结果更好。美国农村地区，无学位者的贫困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毕业生则更多迁往旧金山、波士顿等就业机会多的快速发展城市。
尽管2022-2023年多国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科学家是诚实的，科学信任度尚可，但对政策决策机构的信任度在下降，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2023年经合组织调查显示，仅40%的人信任政府在决策中使用最佳证据，政府总体信任度自2000年左右持续下降。
科学界已对此进行了不少反思，但我们认为，与其希望政客和公众认识到错误并重新发现循证决策的价值，不如让科学家和高校以积极创新的方式应对这些动态。科学家必须认识到，他们产出的证据只能是政策制定者考虑因素的一部分，且应更坦诚地承认这一点。更好地理解政策决策的社会政治背景，能带来更多谦逊、更好的沟通，以及研究和证据更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