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科技崛起：为何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保持领先

在生物医学领域，中国在基础研究以及涉及多国研究人员和参与者的临床试验方面仍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不过，中国目前在药物研发和制造领域已是全球领导者，并在前沿科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行业分析师估计，中国目前占据全球许多基本药物（包括布洛芬和扑热息痛）供应链的70%-95%。2024年，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研发了超过1250种新药，超过欧盟，接近美国约1440种的总量。2018年，中国仅开展了全球企业临床试验的9%，如今这一比例已约占五分之一，且过去几年还实现了多项治疗里程碑。

随着中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加速发展，地缘政治审视也在增加。去年12月，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担忧签署《生物安全法案》，禁止接受联邦资金的美国制药公司与特定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由于外界持续担忧中国对基因和临床信息的处理方式，这种日益增加的外部审视促使中国政府官员、国有智库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倡导在中国建立封闭的“安全”生物科技生态系统。

尽管切断联系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将中国的生物科技、制药产业及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与世界隔绝，在科学和经济上都将适得其反。这会削弱中国的发展势头，限制全球各国人民获得救命药物的途径，并阻碍全球创新。生物医学的进步依赖于知识共享、多样化的患者群体以及与全球标准接轨的法规制定。我们认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努力加强而非减少合作。

国内的几大转变推动了中国生物科技的繁荣。中国能成为许多“活性药物成分”（产生药物预期治疗效果的生物活性成分）的全球主要供应国，得益于数十年在化工制造、化合物运输、储存和出口方面的投资。中国的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和基因组学服务提供商，即便在美国立法审查加强的情况下，仍在支撑全球药物研发管线。凭借制造效率高、监管门槛低以及能招募大量临床试验参与者（例如，中国大型集中化医院网络便于研究人员招募参与者和协调多中心试验），这些组织能比其他地区的同类机构更快、更便宜地提供服务，这适用于临床前研究、药物理化性质评估与质量保证程序以及协助获得监管批准等方面。

此外，为使本国生物科技和制药行业更好地与全球标准接轨，中国政府于2015年启动了一系列医疗产品监管改革。这些改革使中国成为制药公司开展早期临床试验的有吸引力的选择，尤其是肿瘤学和免疫学药物研发，以及仅需单国参与者的试验。

尽管存在不足，中国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也是帮助国内研发生产药物保持较低成本的因素之一。为确保医疗产品可负担，中国政府与希望其产品进入目录（从而惠及更多人）的公司谈判大幅降价。目录内药品由国家医保覆盖，2025年目录更新尤其使罕见病患者及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慢性病患者受益。

最后，过去十年左右，中国接受药物发现和开发培训的人数有所增加。2018年美国政府实施“中国行动计划”，数千名与中国有关联但在美国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学者面临新的限制和审查，旨在保护美国实验室和企业免受间谍活动影响，例如从中国获得资金或与中国机构有合作的人必须向美国政府申报。这种氛围引发的焦虑，加上中国政府自2008年起实施的招募计划（提供研究资金等福利吸引研究人员回国），似乎促使许多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中国生命科学家回国，其中不少人创办了中国生物科技初创企业。

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和行业利益相关者认为，鉴于这些发展，中国可弥补因切断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生物科技和制药联系而损失的工具、材料和知识。例如，2025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国务院指令，要求负责政府机构物资采购的部门优先采购国内产品。一些政策顾问已在讨论如何在中国建立由本土合同研究组织、合同研发生产组织、监管机构和医保公司等构成的“闭环”生态。

电子行业在2022年面临类似挑战，当时美国出口管制减少了中国获取制造尖端半导体芯片所需的光刻工具等材料的途径。中国的应对措施是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替代方案——芯粒技术。芯粒虽不如传统芯片先进且更易制造，但可通过连接形成功能系统。中国政府还支持人工智能开发者寻找突破计算限制的方法，催生了北京智谱AI等本土成功案例。

但归根结底，即使是中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也依赖于进口信息、材料、软件和制造设备。而生物学的进步可能比半导体和电子学更依赖思想的交流，这需要研究人员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成果和参加国际会议。

尽管中国在生物科技和制药领域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但该国远非自给自足的生物科技超级大国。在竞争激烈的企业文化中，多家中国公司追逐相同目标，导致效率低下和回报递减。此外，中国生物科技产业仍侧重于对现有疗法的增量优化，而非突破性发现。例如，2024年的一项综述显示，2021至2023年中国注册的细胞疗法（将细胞输入人体以治疗或预防疾病）临床试验中，近40%聚焦于已知分子靶点。

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下的生物科技申请量从2010年的119件激增至2023年的1900多件，2023年欧盟和美国分别为1369件和3721件。但由于美欧长期主导科学，在高影响力期刊发文量和真正新机制的发现方面仍领先。

除这些挑战外，国际信任缺失仍是问题，部分紧张局势由中国国内事件引发。例如，2024年美国情报官员报告称，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未经美国客户同意，将其知识产权转移给中国当局。

最后，大多数中国生物科技和制药公司缺乏资金，难以承受高风险早期研究的失败、完成从发现到商业化的完整创新周期，以及产生足够回报维持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尽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扩大了药物可及性（包括在中低收入国家），但也使中国生物科技和制药行业更难盈利，2024年平均谈判降价幅度约为63%，为历史最高。